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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赵宗福教授应邀给《西宁风俗礼仪志》作序
作者:作者:赵宗福 发布:秘书处    发布于:2015-09-24 04:10:02    文字:【】【】【
摘要:近日,我会会长赵宗福教授应邀给《西宁风俗礼仪志》作序,全文如下:

《西宁风俗礼仪志》序

地方志是记载区域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文献,与国史、家乘并称为传承民族文化的三支血脉,历来受到政府和文人的重视。考索文献,早在周代已经初现方志雏形,之后发展演变,至宋代成型,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民国时期遗脉连绵,成为著述学林中的主干之一。然则随着现当代经济社会文化的迅猛发展,旧体方志显出诸多不相适应,因此在沉寂数十年之后,新型地方志蔚然而起,取得了空前的丰硕成就。

旧体方志出自旧时衙门或文人之手,以其编写体例篇幅的限制和鄙视民间文化的惯性,志书中对民情风俗的记述仅仅是简略数语,并冠以“俚俗”等歧视概念,有的甚至以“民风剽悍”、“粗鄙不堪”等侮辱性词语概之。即使有一些以乡愁怀旧为情感依托而记录某地风俗的《荆楚岁时记》、《东京梦梁录》等专门著述,但数量甚少。显然,这与社会生活实际与当今时代精神不相符合。新型地方志从理念到体例都是一种崭新的志书,因而对民间文化予以了必要的尊重和适当的关注,在“社会志”或“社会篇”中都会以一节或一章的篇幅对民俗礼仪进行客观描述。

但是,这样的篇幅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民俗文化仍然不相匹配,所以一些省市就编纂了民俗文化专志,如《山东民俗志》(刘德龙主编)、《陕西民俗志》(杨景震主编)等,洋洋洒洒,蔚然壮观。而一些文化学者还从普通民俗志和特色民俗志的角度编写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民俗志,前者如《红山屿村民俗志》(田传江)、《中国民俗志》(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后者如以标志性文化为引领的《门头沟民俗志》(北京师范大学)、以博士论文为格局的“村落民俗志”(西北民族大学),等等,甚至出现了洋洋上百卷的《中国节日志》(文化部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数百万字的专志六卷本《中国端午节》(中国民俗学会端午节文化研究基地),以及大量以田野报告为形式的各种“民俗志”,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高兴地读到了专题理论著作《田野民俗志》(董晓萍)。可以说,我国的民俗志出现了五彩缤纷、各领风骚的局面,在当代方志文化中显得尤为繁荣昌盛,炫目夺彩。

在此形势下,《西宁风俗礼仪志》应势而生,值得点赞。西宁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高原古城,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生息繁衍和多元文化聚散之地。最早为羌人游牧之地先零,留下了诸多羌人文化遗迹。汉武帝时汉军进入河湟建“亭”,命名为“西平”。后汉魏晋时期,以此为中心形成了颇具规模影响的汉文化圈。期间羌人、月氏等民族文化时有交杂,而西晋之后,秃发等鲜卑文化称盛一时。隋唐五代宋时以汉人、吐蕃人为主的多种文化先后更替于此,有了多民族格局的雏形。元明清时期,西宁以其相对稳定的行政建置而成为青海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汉、藏、土、回以及蒙古等民族围绕西宁杂居,多元文化格局正式形成并稳定下来,并形成了丰富多彩而禀赋特别的风俗礼仪。后经与近现代文化的碰撞,风俗礼仪变化较多。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五湖四海建设者和移民的大量进入,在经过数十年的共生交融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度渗透,西宁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生机。在此语境中,西宁地区传统的风俗礼仪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特别是一些都市民俗正在逐渐走向消失,或者说多元古朴的民俗文化正在被单一时尚的流行文化所取代,这或许是一个大时代的发展趋势,但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城市文化的伤痛。而即使是郊区乡村,也因为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冲击,生产生活方式日新月异,古老的民俗文化也是渐行渐远。也许若干年后,很多风俗礼仪仅仅是一种传说而已。因此,这本志书不仅是一般性的风俗礼仪记录,更是一种文化抢救的历史责任体现。

优秀文化需要传承,城市发展需要个性。记住乡愁,传承文化,彰显个性,特色发展。这是当代城市文化良性发展的必由之路,西宁自然也不例外。一个民族的文化主干至少是由上下层(或者说上中下三层)相辅相成而发展演变的,尤其是都市文化中,既有以政府为标志的政治文化和以文人雅士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又有以广大市民群众承传享用的民间文化(有人称之为“草根文化),尤其是后者,拥有绝大多数的传承者和享用者,是最富有群众基础和地方特色的文化,也是最能彰显区域个性的地方文化。正因为如此,才使不同的都市从语言、饮食和节令、礼仪等都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地方风貌。而城郊乡村的文化格局中,乡民文化更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使得城乡风俗文化呈现为多彩多姿,相得益彰。西宁地区既有以城区为中心的都市民俗文化,也有以广大郊区乡村为散点的各民族乡村民俗文化,当然还以有政府为主导的上层主流文化,共同营造了丰富多彩却又独具特色的河湟城乡文化。在西宁地区的历史发展中,优秀的民俗文化必然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调查记录、保护传承、开发利用。

正因为此,《西宁风俗礼仪志》的编纂就显得很有必要。在西宁市地方志办公室的领导和支持下,巢生祥先生经过数年调研,数易其稿,完成了这部志书,堪称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后代的功德事,可喜可嘉。由于专业关系,我曾多次参与其事,既感荣幸,更钦佩其编纂者心系乡土的深情厚意和勤勉著述的敬业精神。我也相信,这部志书在西宁地区的未来建设发展中必将发挥很好的作用。

 

                                             赵宗福

                                              2015年7月10日于湟滨

脚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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